AI 帝國

就在短短幾年間,中國與美國各自建構起未來歷史學家眼中某種新型態的帝國。它們的統治疆域不僅延伸至領土、貿易航路與空域,更涵蓋了知識本身。透過掌控大型語言模型、晶片、實體基礎設施與資金等推動高階機器認知發展的基石,北京與華府不僅在經濟表現與權力投射上登上新顛峰,甚至正在制定未來所有科學與智識進步的遊戲規則。「AI 超級大國」這個詞彙,早已不足以形容這兩大對手如今所掌握的影響力與掌控範圍。即便不主動結盟或施壓,它們也能讓所有渴望取得先進 AI 技術的國家受制於己。

帝國的歷史向來是一記警鐘。在沒有外力介入的情況下,帝國極少直接屈服於挑戰者或兵臨城下的蠻族。更多時候,帝國的衰亡是因為捍衛龐大疆域而耗盡了元氣,無論耗竭的是物質資源、被統治者的信任,還是精英階層的忠誠。帝國中心終將發現自己再也無力掌控邊陲,也就是那些曾經俯首稱臣的領地。這場失敗可能是財政層面的,如同 1945 年後的英國,兩次世界大戰的沉重債務迫使倫敦變賣帝國資產,以償付勝利的代價:為帝國本土公民打造福利國家。這場失敗也可能是體制層面的,一如十九世紀末的大清帝國,因未能推進工業化、改革官僚體系,並重建滿清王朝的統治正當性而走向末路。

抑或,這場失敗也可能是科技層面的。英國皇家海軍在 1906 年打造的無畏號(Dreadnought)戰艦,雖然讓英國擁有了首艘配備「全重砲」的劃時代戰艦,卻也同時讓自家現有的主力艦隊瞬間淪為廢鐵。一夕之間,這項重大突破為德國等競爭對手開啟了超車通道,抹煞了英國歷經一個世紀所累積的優勢。隨之而來的軍備競賽迫使英國在 1900 年至 1914 年間將海軍支出幾乎翻倍,並與自由黨政府的新社會支出承諾(例如 1908 年的《老年撫卹金法案》)產生嚴重衝突。因此,北京與華府這場爭霸戰的決勝關鍵,或許並不在於誰能率先實現通用人工智慧,而是在於誰能負擔得起這場無底洞般的競賽。

AI 本身帶有兩層帝國色彩。一方面,在 AI 競賽開打前,中國與美國就已具備類似帝國的特質:身為既有霸主的華盛頓,將全球軍事優勢與無可匹敵的同盟體系融為一體,更掌控了全球絕大多數國際貿易與交易的流通貨幣;常被視為挑戰者的北京,則將工業與供應鏈的統治力,與全球規模最龐大的海軍結合,並逐步收緊對非洲、亞洲與拉丁美洲各國實體及數位基礎設施的掌控。對雙方而言,AI 都是用來擴張既有權力的新工具。但另一方面,AI 本質上就是一種具有帝國屬性的實體。誰能打造並掌控尖端前沿模型,誰就能在全球創新、生產、科學、文化乃至高階思維的競逐中,掌握關鍵槓桿。正如白銀支撐了哈布斯堡王朝時期的西班牙、石油定義了「美國世紀」,這種全新戰略資源不僅會讓掌控它的強權更加富裕,更將成為所有人都不得不仰賴的底層作業系統。

讓這群 AI 帝國與歷史前輩截然不同的,並非野心,而是速度。世人所熟知的帝國興衰軌跡,從擴張、過度擴張、緊繃到瓦解崩潰,過去往往歷經百年甚至上千年,如今卻正以機器運算般的速度上演。現在的核心問題在於,這些新興霸權能否將各自的獨特稟賦,也就是美國的資本市場、前沿實驗室與電晶體,以及中國的國家主導政策、廉價能源與充沛電力,轉化為持久的帝國秩序,又或者,他們會在嘗試的過程中觸礁擱淺。

奠基於稀缺的霸權

帝國絕非僅是大國而已,而是一種無需經過明確同意,便能將權威與影響力籠罩在廣袤疆域與無數人民之上的政治體。綜觀歷史,各個帝國在幾乎所有面向都大異其趣:從母國的政體形式、試圖掌控的資源種類,到維持權威的手段都不盡相同。它們可能是專制政權或共和體制;可能仰賴軍人與拓荒者,也可能依賴公務員與特許公司。然而,權力底層的運作向量從未改變:核心發號施令,邊陲唯命是從。在實務上,最長壽的帝國往往依賴與地方菁英非正式的合作,而訴諸殘暴強制的帝國通常壽命苦短。當然,任何形式的國家權力都不僅要能壟斷暴力,更必須具備施展暴力的能力。而帝國的與眾不同之處,就在於能夠跨越遼闊無垠的距離,迫使遠方臣服。帝國之所以貫穿整部人類歷史並非偶然:透過發揮規模經濟效益,帝國能比城邦邦聯或同盟等其他體制,更有效率地確立統治並提供安全保障。相較之下,現代民族國家不過是個後起之秀罷了。

帝國向來善於藉由科技優勢展現霸權。古羅馬的高架渠,以及古代中國的運河與治水工程,都是維繫數百年霸權的命脈。近代早期的歐洲帝國列強,則在印刷術、航海技術與火砲領域領先全球。到了冷戰時期,兩大陣營更是手握核武的超級大國。然而,相較於過往的所有科技,人工智慧如今賦予美中兩國的帝國擴張力道恐怕更為強大,擴散速度也更為迅猛。

許多特質都顯示 AI 絕非單純的商業工具,而是一種帝國級的戰略科技。首先,它讓「稀缺性」重返歷史舞台。帝國的本質,說穿了就是掌控有限戰略資源的機制,無論是精壯勞動力、可耕地、糧食,或是金屬與礦物。從 1970 年代到 2010 年代,軟體產業一度擺脫了這套邏輯,因為只要仰賴充沛且低廉的矽晶圓,就能以趨近於零的成本大量複製軟體。但 AI 徹底粉碎了這段短暫的喘息。根據業界的規模法則,模型的效能高低取決於參數量多寡、訓練資料量,以及投入訓練的運算能力(或稱算力)。因此,科技的進步全面受制於能源、關鍵礦物、先進晶片以及鋪天蓋地的龐大資本。一旦一項前沿科技必須高度仰賴大量稀缺資源,其生產過程就注定淪為地緣政治的角力戰。

AI 本質上就是一種帝國技術

此外,AI 本身更內建了一種「核心與邊陲」的結構。前沿 AI 的掌控權及其帶來的豐厚利益,完全集中在少數位於中國與美國的企業手中。其他所有人都只是依附其下的使用者,無論是必須在自己無法檢視的模型上運作公共服務的政府,或是在隨時可能被調漲定價、甚至一夕之間被撤回的介面上打造產品的企業,皆是如此。與此同時,AI 所需的物質與人力資源,卻極不對稱地從邊陲地帶搜刮而來。剛果民主共和國與印尼的礦產,加上肯亞與菲律賓時薪僅有數美元的「幽靈勞工」負責標註並過濾資料以供矽谷模型學習,這宛如聊天機器人時代的種植園經濟。原物料從邊陲被無情榨取,送往帝國核心精煉與組裝,最後再以高價倒賣回去。

如同許多歷史上的帝國,AI 技術堆疊也是圍繞著各個戰略咽喉點建構而成。帝國的權力並非全都來自赤裸裸的征服,被統治者也不一定都是殖民地子民。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的崛起,主要動力既非來自廣袤的領土(其中許多地方幾乎毫無經濟價值),也不是仰賴掌控工廠與智慧財產權(當時智財權受到的保護極為薄弱,實質上形同開源)。相反地,英國的霸權源於掌控了全球經濟運轉的實體、技術與金融管道:加煤站、蘇伊士運河與馬六甲海峽等戰略水道、海底電報電纜,以及透過倫敦金融城運作的英鎊金融體系。1945 年後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或許真如歷史學家 Geir Lundestad 所稱是個「應邀而來的帝國」,但它同樣奠基於美元與布列敦森林體系機構、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銀行系統、遍布全球的美軍基地網路,以及華府的核子保護傘。如今,AI 的生產與分發建構出更加緊密的帝國網絡,帝國核心能隨心所欲地開啟或關閉其中的各個要素,無論是晶片、礦物還是模型。

這兩大 AI 帝國之間至少存在一個關鍵差異:中國的帝國出於國家處心積慮的意志,美國則不然。2017 年,中國國務院公布一項全面計畫,企圖在 2030 年前取得全球 AI 領導地位,特別要求中國培育出「全球領先的 AI 骨幹企業」,並確保其 AI 應用能在北京「一帶一路」倡議涵蓋的數十個國家廣泛推廣。中央部會、各省分與國營銀行全被動員起來以達成這些目標,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更持續強化這項行動,包括在 2026 年推動北京主導制定全球 AI 標準。相較之下,美國在 AI 領域的宰制地位源於民間資本、不干預的監管態度,以及見招拆招的出口管制。從這個角度來看,華府的帝國反而更具傳統色彩:早期的帝國鮮少是深謀遠慮的產物,正如歷史學家 John Robert Seeley 所言,英國「似乎總在心不在焉的情況下,征服並殖民了半個世界」。然而,在擴展法則的驅使下,這兩大 AI 強權最終殊途同歸,走向相同的架構體系。只要在能源、資本與運算能力上低於特定門檻,一個國家就不再只是較弱的競爭者,而是根本連上桌的資格都沒有。

瓦特對決電晶體

歐洲帝國時代的超級「企業國」,例如荷蘭與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擁有鑄造專屬貨幣、籌組私人軍隊、徵稅的權力,甚至能與君王平起平坐地談判。它們建立貿易壟斷、動用武力捍衛利益,並殘酷剝削邊陲地帶,以此推動帝國的統治擴張。當代與之對應的角色,正是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尖端 AI 企業,它們牢牢掌握著先進智慧所繫的人才、資料、模型與資金。這些企業不僅是資本的聚集地,更是知識的裁決者,日益掌控著人類能發現什麼、探索的速度有多快,以及最終服務於何種目的。

兩者的相似之處更延伸至治國之道。正如當年的 East India 前輩,頂尖 AI 實驗室的掌門人如今平起平坐地與各國總統及內閣首長斡旋。他們也同那些缺乏前沿模型的政府談判,以模型的存取權限、算力配額與資料中心投資,換取土地、電力、主權基金以及法規上的通融。這些協議無論是企業與國家簽署,抑或企業與該國境內的經濟實體敲定,開出的條件大多由企業主導。從這個角度切入,2025 年五月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訪問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期間敲定的各項協議,由美國 AI 與晶片巨頭以最先進技術的使用權,交換石油美元與廉價能源,本質上根本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國租界特權。這種作法也絕非美國的專利。即使中國正與美國爭奪 AI 霸權,根據 Reuters 報導,中國的 Moonshot AI 目前也正與 Amazon、Microsoft 和 Alphabet 洽談,打算從這些巨頭託管其 Kimi K3 模型的營收中分一杯羹。

儘管這些企業表面上看似擁有主權,但若沒有國家點頭,他們連一顆晶片都動不了,也蓋不起半座資料中心,甚至得在隨時能掐死任何人的出口管制體系下苟活。就像最終仍得臣服於母國政府的 East India Companies 和 Rothschild 銀行家族,這些前沿實驗室之所以能享有極大的自由度,代價是必須替母國的戰略地位開疆闢土。在美國,Trump 政府迄今拒絕嚴格監管模型,不僅先發制人阻擋了各州的 AI 立法,還大幅簡化了資料中心的許可流程。然而,政府要的是國防與情報機構能享有特權存取、業者必須對出口管制唯命是從,並堅決把控向外國釋出或封殺美國技術的權力,將其作為外交政策的籌碼。在中國,國家則負責提供市場給不起的資源:土地、電力、補貼晶圓製造、各省政府採購,以及日趨充裕的資金。作為代價,模型必須通過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的安全審查與意識形態評估,並被強制導向採用國產晶片。兩個大國各自挑選了不同的項圈與牽繩,牢牢栓住了自家的國家隊龍頭。

帝國向來提供公共財,像是秩序、標準、安全保障、儲備貨幣與技術管道,所圖的不僅是白花花的銀子,更是各國的選邊站隊或臣服歸順。面對盟友與合作夥伴,華府端出整套完整的 AI 軟硬體架構:先進晶片、造價不菲的前沿模型、周邊工具,以及伴隨而來的國安合作關係。相對地,華府要求這些國家嚴格遵守美國的出口管制、封殺中國硬體與資料,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對中國技術祭出關稅或全面禁令。北京的手法更加細膩:旗下開放權重模型可供各方自由下載與修改;北京藉此向附庸國釋出訊號,只要採用這些模型,搭配中國的硬體、雲端運算與工程師,標準自然水到渠成。對這兩個宗主大國而言,這根本不是單純搶奪市占率的商業競爭,而是最純粹的帝國戰略交鋒。

全球各國政府如今都被迫選邊站,用誰的晶片、誰的雲端、加入哪個陣營,這道二選一的抉擇正讓越來越多國家坐立難安。中國端出的是便宜且大多開源的方案,美國提供的則是昂貴且多半封閉的架構。一個由低成本零組件組裝、毫無門檻的帝國,極可能贏得全球多數經濟體的效忠;而一個由頂級技術構築、設下重重壁壘的帝國,卻只能吸引那些負擔得起且獲准進入的特權階層。北京正複製其廉價 5G 硬體、電動車等產品的成功經驗,此前他們正是藉由這些利器在全球諸多地區迅速建立統治地位。華盛頓則借鑒了大家熟悉的矽谷模式:讓民間企業自相殘殺,勝者盡其所能築起技術專利護城河,再將這套機制轉向服務國家戰略目標。這套策略的商業版本,最終是以獨佔壟斷的定價實現普及;但其帝國版本,終局卻是宗主國直接裁定誰能分得一杯羹。六月,美國商務部下令 Anthropic 暫停所有外國籍人士存取其性能最強的兩款模型,短短數天內,這些模型便在全世界無預警斷線。這兩個 AI 超級大國原本各具特色的商業文化,如今都已深深烙印在各自的外交政策之中。

然而,一個經久不衰的帝國絕不能單靠向邊陲輸出物質利益,它更需要一套敘事,將壟斷的權力轉化為合法的權威。從羅馬盛世(Pax Romana)、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傳教使命、文明開化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天命論(Manifest Destiny)、白人的負擔,到共產主義的全球推進,乃至山巔之城,歷史上每個成功的帝國政權,無不將赤裸的統治粉飾成造福全人類的崇高奉獻。冷戰期間,華盛頓自詡為抵禦極權統治、守護自由世界的捍衛者;莫斯科則將自己形塑為反抗西方殖民主義、支持民族解放的庇護者。這兩種說法都具備足夠的真實性以利宣傳,同時也充斥著足夠的虛偽以展現其帝國本質。

在 AI 領域,Biden 與 Trump 兩任政府都將追求技術霸權,與捍衛美國公民自由、守護言論自由,以及抵抗以中國為首的敵對專制政權緊密掛鉤。在美國國務院倡導的「矽和平」(Pax Silica)旗幟下,華盛頓將美國主導的尖端前沿模型技術堆疊描繪為「值得信賴的生態系」,強調唯有依靠它,才能保護自由民主國家與開放市場,免受北京由國家掌控的技術堆疊所帶來的「脅迫性依賴」。北京則以另一套敘事反擊,將其免費且開放權重的模型包裝為全球公共財,藉此對比美國那些唯利是圖的實驗室所擁有的專利模型,並警告技術獲取的不平等將導致 Xi 所謂的「新歷史不公」走向僵化固化。因此,支撐中國帝國戰略的底層敘事,本身竟也包裝成一種反帝國主義論調,這與當年冷戰兩大帝國的意識形態如出一轍。

在這場 AI 核心強權的角逐中,雙方各自享有不同的比較優勢。美國在高階聊天機器人與 AI 軟體工具等領域僅維持微弱的領先優勢,領先幅度或許只有六個月;中國則在具身領域佔據上風,涵蓋機器人、自主系統以及製造自動化。美國體系的強項,在於能靈活調動民間資本與全球頂尖人才投入高利潤的豪賭,儘管背後推動的核心智力來自世界各地,但這些 AI 研究主要由美國資本挹注,並在美國的尖端實驗室中孕育而生。中國體系的專長,則是在需求端與供給端雙管齊下砸補貼,只要是 Beijing 鎖定的產業,就能迅速拉升至工業級規模。從習近平在 2014 年號召「機器人革命」開始,延續至今日中央與地方各省對 AI 製程與機器人的投資浪潮,Beijing 一方面大力補貼本土業者相互廝殺競爭,另一方面也全力降低對外國技術的依賴,像是工業機器人所使用的日本與台灣關鍵零組件。

究竟哪一種形式的人工智慧能夠造就更強大的帝國實力,是認知型還是具身型,目前仍難有定論。認知型智慧能讓 Washington 叩開科學探索的嶄新邊疆,從材料科學一路跨足到生物製藥。具身型智慧則能進一步放大中國的製造霸權,將其版圖擴展至低利潤產業,並讓 Beijing 在自主系統領域奪下絕對的主導地位。然而,這些優勢其實極為微弱,兩大帝國在各自具備的實力上差距並不大。

談到威脅其霸權地位的瓶頸,這兩個超級大國就像是彼此的鏡像投射。中國電力豐沛,且幾乎壟斷了整套 AI 技術堆疊所需的稀土元素,卻始終無法自主生產最先進的晶片。美國坐擁全球頂尖的半導體與尖端模型,但缺乏關鍵礦產,其老舊的電網也根本無法負荷龐大新資料中心無底洞般的用電需求。一個帝國缺的是瓦特,另一個帝國缺的則是電晶體。資本是最可能同時制約雙方,並決定其國祚長短的關鍵資源。畢竟,一個帝國能撐多久,完全取決於它承擔自身開銷的能力。

奶油的負擔

每個帝國終究都會迎來其成長的天花板,而這道天花板,通常就取決於支撐其崛起的核心資源供給上限。對這群 AI 帝國而言,這項資源就是資本,亦是所有實體要素投入的終極基石。美國與中國爭奪的是同一座桂冠,採取的手段卻截然不同:前者依靠受資本市場規訓的企業上場廝殺,後者則是倚賴受國家意志規訓的企業開疆闢土。儘管如此,中國頂尖的前沿實驗室在開創精神上絲毫不輸給美國同業,Beijing 當局也放手讓他們相互競逐。在這兩個國家中,任何想要打造出最先進大型語言模型的人,都需要資本,而且是源源不絕的龐大資本。

正如英鎊與倫敦金融城曾為大英帝國提供源源不絕的銀彈,如今的美元與 Wall Street 則在背後支撐著美國的 AI 秩序。華府坐擁全球最具主導地位的儲備貨幣,讓他們得以不用自掏腰包,而是調動全世界的儲蓄來大舉興建資料中心。相較之下,中國必須仰賴由國家主導的銀行體系,以及與全球資本隔絕的貨幣,在內部自行籌措資金。在美國,AI 相關的債務主要由民間企業承擔,頂尖科技巨頭已承諾在 2026 年投入超過 6000 億美元的資本支出,其中很大一部分資金是來自公募與私募信貸市場。在中國,AI 債務則屬於國家級的公共債務。根據 Bloomberg 於六月報導的一份計畫草案,北京當局打算在五年內斥資 2950 億美元,主要透過發行長期政府公債來籌資,藉此打造一個由國營電信商營運、採用國產晶片的全國性資料中心網絡。儘管像 DeepSeek 和 Moonshot AI 這類實驗室屬於民營性質,但國家從頭到尾都在嚴格監管,而且注入的官方資金也與日俱增。

不論兩者有何差異,美中兩國早已因為其他原因背負了債台高築的沉重壓力。過去的帝國政權往往大舉借債來打仗,如今的 AI 帝國雖然背負著同等級別的負擔,卻是由非軍事支出所造成。在美國,高達兩兆美元的聯邦預算赤字,反映出該國政治精英普遍缺乏政治意願,不願透過增稅與財政紀律來支應日益龐大的 Social Security 與 Medicare 支出。在中國,數兆美元的龐大隱性債務則集中在地方而非中央,肇因於地方政府不斷挪用公帑,大舉押注在住宅房地產與基礎建設上。在兩國,生育率下降與壽命延長,都讓財政前景持續雪上加霜。

帝國能走多遠,取決於其自負盈虧的能耐

任何一個還債支出超過國防預算的帝國,都面臨失去霸權地位的風險。哈布斯堡西班牙、舊制度時期的法國、鄂圖曼帝國、奧匈帝國以及英國的歷史,全都印證了十八世紀政治理論家 Adam Ferguson 的真知灼見:高額債務終將導致帝國衰亡。在這些前例中,隨著稅收被利息侵蝕的比例節節攀升,可用於帝國防衛的資源先是受到箝制,隨後遭到削減。有時過程伴隨著接連不斷的違約或貨幣貶值,但最終無一例外都走向版圖萎縮與帝國瓦解。美國在 2024 年跨過了我們其中一人所稱的「Ferguson 極限」(Ferguson limit),利息支出(約八千八百一十億美元)超越了國防預算(約八千七百四十億美元)。若政府維持目前的支出趨勢,利息支出到了 2036 年將是國防預算的兩倍。中國很可能也面臨類似難題,雖然許多數字並未對外公開,但清華大學經濟學家李稻葵曾指出,過去大手筆砸錢搞基礎建設、支撐中國經濟成長的許多地方政府,如今借錢僅僅是為了以債養債。儘管 AI 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可能成為擺脫這些財政陷阱的解方,但這股動能轉化為稅收增長的速度,恐怕趕不上債務負擔失控的腳步。以美國而言,AI 資本支出的龐大需求已經在推升利率,讓債務問題雪上加霜。

金融危機與帝國戰略之間的關聯,曾讓馬克思主義學者思索了超過一個世紀,如今值得重新審視。對這兩大 AI 帝國來說,新科技都被捧為免死金牌,被視為化解債台高築、人口萎縮與經濟停滯的萬靈丹。在美國,投資人對尖端企業及其背後資料中心建置的情緒一旦全面轉向,將引發災難性後果。不難想像股市的大幅崩跌會直接引爆經濟衰退;在多頭時期推升可用資本的財富效應,到了空頭時期也會反噬資本。這在財政上造成的結果,就是讓早已失控的赤字進一步擴大,使得聯邦政府失去逆景氣循環支出的彈性,而這項工具過去曾用來抵禦 2008 年至 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與 COVID-19 疫情。在中國,AI 危機則可能由產能過剩引爆,伴隨著中國評論家所說的內卷,也就是那種消磨人心、摧毀利潤的惡性競爭。其後果將是失業率攀升,特別是原本就深陷高失業率的年輕族群(儘管在官方停止公布數據後,外界已無從得知確切數字有多高)。無論對哪一方而言,這樣的危機都將帶來歷代帝國無可迴避的千古難題:要奶油還是要大砲?要社會福利,還是要對外開戰?

歷史上充斥著被自家尖端科技反噬的帝國。羅馬無與倫比的道路網與高架渠,最終淪為瘟疫蔓延的絕佳溫床。英國為了傾銷帝國商品而打造的全球港口與蒸汽船網路,同樣能輕易運送品質更精良的美德製品,或是成本更低廉的加勒比海與南亞勞工。AI 很可能重蹈覆轍。這樣的風險已在現今的模型中初露端倪:它們部署的代理(agent)能夠規避安全護欄、逃脫沙盒環境、為了達成目標不惜作弊,甚至懂得湮滅證據以掩蓋欺瞞行徑。犯罪集團與恐怖組織只需搶先採用這些工具,行動速度就可能凌駕於政府之上。下一場大流行病,或許就是由 AI 設計的病原體所引爆;又或者,整個網際網路本身,都將淪為代理所編寫之惡意軟體的犧牲品。

日落之途

探討帝國衰落的原因是件冒險的事。縱觀歷史,各個帝國的規模與壽命差異極大,沒有任何單一模型能夠一概而論。即便如此,這兩大 AI 強權仍有幾種可能迎來的未來。第一種情境,是挑戰者超車現任霸主。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德國與美國在經濟上超越英國,靠的不單是模仿,而是將英國的創新推向極致。舉例來說,英國發明了苯胺染料,但將其商業化推廣的卻是德國。德國以英國的工業革命為基石,進一步開創科技大學、化學工業與電機工程;美國則帶來了普及的國民識字率、無可匹敵的工業規模,以及福特主義的生產流水線。如今北京正依循這種後發優勢的套路,大舉投資華府所欠缺或無法壓低成本的領域:能源、製造業霸權、機器人技術,以及效能已達頂尖或極度接近頂尖水準的開放權重模型。目前為止,在中國正將相關技術商品化的領域中,美國被迫砸下重金以捍衛領先地位。但故事可能還沒完。當年美國超越英國時,英國選擇默許;然而英國也打了兩次世界大戰,試圖遏止德國的崛起。對如今的華府而言,這兩種結局都不具吸引力。

第二種可能,則是稱霸的帝國耗盡自身資源。英國贏得了兩次世界大戰,卻在勝利中走向破產。1945 年,英國人民期盼著福利國家這項和平紅利,但這根本無法與維繫全球帝國的成本並存。如今的美國同樣背負著過度擴張的全球軍事承諾,國內的社會福利成本又急速膨脹。大量精良且昂貴的美軍彈藥在戰火中消耗殆盡,與此同時,社會安全福利、聯邦醫療保險與聯邦醫療補助更吞噬了超過 60% 的聯邦財政收入。在這些嚴峻挑戰下,資料中心與發電設施還需要耐心資本以及堅定不移的政治支持。多方衝突的壓力,最終可能會削弱美國為 AI 驅動型經濟挹注所需資金與能源的努力。英國經驗給我們的教訓是:一個帝國強權可以在「防衛海外屬地」、「維持科技領先」與「向母國提供優渥福利」這三件事中做到兩件,但絕不可能三者兼得。不妨稱之為帝國的三難困境。

第三種可能性,則是其中一個 AI 帝國的創新陷入停滯。一個帝國只要能不斷催生下一次突破,就算賴以維生的核心技術擴散出去,也依然能屹立不搖。然而,坐收尋租利益終究比發明新事物容易得多。當故步自封的怠惰,恰好碰上對開創新局更具野心的對手崛起,衰落往往就此開始。美國在冷戰中能拿下最終勝利,關鍵之一在於蘇聯的核武技術雖能並駕齊驅,資訊科技卻瞠乎其後。莫斯科即便竊取了半導體技術,也複製不出 Texas Instruments;透過逆向工程仿造的機器永遠落後整整一個世代,而矽谷所帶動的生產力複利效應,蘇聯的民生經濟更是一絲一毫都未曾雨露均霑。如今美國「科技樂觀派」心中最大的恐懼,莫過於抱持避險心態的聯邦官僚,可能會以如出一轍的方式扼殺美國的創新活力。

最後,所有帝國都面臨著內部叛亂的風險。過去,歐洲帝國統治瓦解的主要催化劑,正是母國人民越來越不願承擔龐大的財政與軍事負擔。這項負擔居高不下,部分原因在於邊陲地區的民族主義者動輒起義,在敵對帝國暗中煽動時尤為劇烈。對當今的 AI 帝國而言,真正的威脅其實更接近核心腹地。有些人預言帝國中心將出現大規模失業潮,不過許多經濟學家反駁指出,勞動力只會重新配置而非被徹底取代。在美國,大眾對 AI 所造成的社會與環境成本感到焦慮,這也解釋了德州與猶他州等共和黨執政的州為何會掀起反對興建資料中心的浪潮。在中國,官員向來對大學生的怒火戒慎恐懼,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因此敦促科技公司,切莫因引進 AI 而裁撤員工。然而,北京當局還有另一個隱憂:其釋出的開放權重模型具備可竄改性,這很可能會侵蝕它耗費數十年才臻於完備的資訊與社會監控體系。換句話說,這個一黨專政的政權,打造出來的或許正是敲響自身喪鐘的工具。中國國家安全部部長陳一新在九月將這場賭局挑得極明,他寫道,中國的首要任務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防範國內外敵對勢力利用人工智慧進行顛覆破壞」。

與以往帝國依仗的技術不同,AI 本身甚至可能掀起一場屬於自己的叛亂。種種跡象已經浮現,像是七月時,由某個 OpenAI 模型衍生出的數百個自主 AI 代理人對 Hugging Face 發動突襲,足見最頂尖的 AI 模型力量已經強大到連研發工程師都無法駕馭。一旦成群結隊的 AI 代理人協同組織、集體行動,進一步升級網路攻擊或滲透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將可能對孕育它們的國家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徹底瓦解其國力。Nick Bostrom 等理論學家早就提出警告:先進模型可能會過度拘泥於人類提示詞的字面含義,並不擇手段地達成目標,進而釀成浩劫。比起迴紋針暴增氾濫這種老生常談的假想情境,現實中能想像到的災難後果恐怕要恐怖得多。

撞擊測試

並非所有帝國間的軍備競賽都會以戰爭收場,但競逐新科技霸權的對手,爆發衝突的機率極高。十七與十八世紀的歐洲戰事之所以如此頻繁,主因之一便是防禦工事、火砲與造船技術接連突破所帶來的契機。德國兩度爭奪世界霸權,背後的推力也是其軍事將領堅信自己握有優勢,先是陸戰,接著是空戰。如今的凶險在於,在 AI 霸權的競逐中,美國恐將一腳跌入一場唯有付出無法承受的代價才能慘勝的戰爭。

今日,最可能引爆大國戰爭的情境,與美國 AI 帝國面臨的最大威脅,根本是同一件事。整個 AI 架構的核心節點,即台灣半導體大廠 TSMC,距離中國海岸僅有 90 英里。北京若想摧毀美國尖端模型的霸權地位,以及其廣為宣傳的網路武器潛能,所要做的一切就只是拿下台灣。因此,當前世界秩序面臨的最大近期威脅,或許正是所謂的「台灣晶片危機」:北京動員奪取這座島嶼,而美國必須在武裝抵抗與默許妥協之間做出抉擇。也許,就像 64 年前的古巴飛彈危機一樣,其中一方或雙方最終會縮手。但這絕非必然。

圍繞著台灣爆發的戰爭,無論哪一方獲勝,結果都將是毀滅性的。令人擔憂的是,AI 軍備競賽加上兩大 AI 強權日益沉重的財政負擔,讓這場衝突發生的可能性節節攀升。華盛頓在中東及其他地區不斷擴大的軍事承諾,削弱了美國可用於這場決定時代之戰的資源,可能誘使中國採取行動。AI 的突飛猛進,更進一步增加了模型本身無意間將兩大強權推向戰爭的機率。1983 年九月,蘇聯的核武早期預警系統發出警報,指稱美國已朝蘇聯發射五枚洲際彈道飛彈。在那起事件中,值班的 Stanislav Petrov 中校做出了正確判斷,認定是系統誤判。但今日的自主運作往往在數秒內便已完成。儘管想到核武動用仍須人類授權令人稍感安心,但對某些最先進的常規武器來說卻非如此。例如美國海軍的 Phalanx 近迫武器系統與 Aegis 戰鬥系統,都是設計用來偵測並直接向敵方威脅開火。而且正如核武戰略家所指出的,AI 的幻覺說不定真會說服未來的某位總統,發動一場毫無必要的核武反擊。

中國的一黨專制體制可能正在打造葬送自己的工具

從帝國興衰史來看,眼下有兩條可能的退路。任何一個將自身存亡押在單一脆弱省分或基地的帝國,都將面臨滅頂之災。舉例來說,到了 1941 年,大英帝國在亞洲的版圖過度依賴蘇伊士與新加坡,因而暴露出極大破綻,隨時可能遭到軸心國痛擊。尤其是日本攻占馬來亞與荷屬東印度群島後,更導致同盟國陣營陷入長期的橡膠短缺危機,重創戰事運作。如今,美國對台灣先進晶片的依賴,正是當年的翻版。這也解釋了美國為何會以國家安全為由,由政府出資補貼,火急火燎地推動 TSMC 前往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日本熊本以及德國德勒斯登設廠。正是這種關鍵資源的稀缺性,讓台灣有了讓人誓死捍衛的價值,但也同時引爆了一場「如何讓台灣變得可有可無」的競賽。一旦華府得逞,台灣的半導體獨佔地位將被削弱,中國發動軍事行動的理由也會隨之動搖。然而,當前世界所處的現實,正是台灣依舊無可取代、因而足以引發大戰的危險過渡期。在這扇機會之窗關閉之前,美中兩國是否會一頭撞進戰爭,將是未來幾年的關鍵命題。就像這場博弈中的諸多層面一樣,答案最終取決於各國體制的應變速度,能否跟得上科技狂飆的步伐。

另一條出路,則是當今的 AI 帝國仿效半個世紀前的冷戰前輩,走向蘇聯領導人 Nikita Khrushchev 所謂的「和平共處」,也就是美國政客更偏好稱呼的「低盪」(détente)。當年隨著核武軍備競賽越演越烈、代價也日益高昂,莫斯科與華府談判達成了一系列協議,其中包括企圖鞏固超級大國核武壟斷地位的《核不擴散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以及《反彈道飛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與各階段的《限制戰略武器條約》(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aties),同時也建立了化解危機的標準作業流程。美中兩國若想克制當前的 AI 軍備競賽,最好也能尋求類似的默契。例如,雙方可以約定,不在網路攻擊或生物設計等特定領域發表超越特定運算能力水準的模型,並為開放權重(open-weight)的釋出設定門檻。這類協議就如同 1975 年維繫冷戰均勢的《生物武器公約》(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一樣,在執行與監督上極其困難。但只要能明文劃出哪些 AI 應用屬於禁忌,就絕對強過當前毫無約束的現狀。這樣的公約,足以替 AI 時代的低盪打下切實的基礎。眼下的真正難關,在於中國的 AI 模型目前仍落後於美國頂尖水準,再加上北京早已習慣發動結合 AI 的網路攻擊,要說服他們自縛手腳,談何容易。

帝國若要生存,必須仰賴龐大的資源與資本。它們始於政治與軍事規模經濟的擴張,最終卻在疲於奔命捍衛疆域的過程中耗竭自身。AI 是歷史上資本密集度最高的帝國級計畫,由兩個本已債台高築的超級大國聯手推動。過往帝國留給我們的教訓,並非正面衝突或衰落無可避免,而是促成這兩種結局的條件——爭奪稀缺資源的失控軍備競賽、捉襟見肘的公共財政、日益高漲的國內反彈,以及罹患戰略短視症的尋租菁英——皆已齊備。究竟哪一座 AI 帝國能將自身力量淬鍊為正當且持久的秩序,哪一座又將重蹈衰亡的歷史覆轍,勝負正在當下揭曉。前所未見的是這場競逐的展開速度:情勢定局的節奏,早已超越這兩個政治體系所能掌控的極限。和平共存在核武時代本就舉步維艱,最終仍以其中一個超級大國的衰微解體收場;而在一座日益由強大、永無休止自我進化的機器所主導的世界裡,若想再次複製如此良性的結局,無疑是難上加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