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疫情会是怎样

昨天大噜问我:你说如果没有疫情,现在会不会好很多。

我想了一下,觉得大概率这两年一些负面的事不会发生,或者至少过程不会那么糟糕。例如一些人不愉快地离开公司,例如慌忙间就和大噜分居两地,例如姥爷可能现在还活着。

但实际上我并不会因此希望疫情没有发生过。因为这些迟早会发生的痛苦只能延缓但不能抵消。甚至就疫情而言,我看到了很多事物在极端状况下会如何演变,这个体验对我而言是难能可贵的。我喜欢新的痛苦,就像我喜欢新的快乐。它们都拓宽了人生的广度。

毕竟,没发生不代表不存在。

只要权力结构是这样的,很多事只是时间和程度的问题。上位者的一个小念头传导到了下面就是家破人亡。在这种单向传导的结构下,即便上位者有足够的谨慎和自知,也是不可能避免这样的结果的。

《寄生虫》就很好的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它和以往的阶级冲突电影有所不同:即电影中的上位者看起来没干什么非常过分的坏事,为什么最后还是这样的结果呢?

因为在集权官僚制的结构里,信息是单向传导的。我们从物理传播来理解的话,对于权力中心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微弱的信号释放,要保证它在基层得到贯彻,那这个信号就会在金字塔结构中被放大无数倍以对抗可能存在的信息耗损,最后在底层引发的就是一场海啸。这并不是一句防止层层加码,以及归咎为基层动作变形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由于这种结构对于上位者缺乏制衡,包括信息纠错和责任判罚,想要体系在结果上不作恶,就要求上位者是「哲学王」,而这是不可能的。官僚制本身是以贯彻执行规定和非人化判断为特征的(见韦伯的论述),最后就导致没有人会在执行过程中觉得自己应承担恶果。这里要推荐我很喜欢的一部庭审片《纽伦堡审判》:法理专家觉得自己只是学术研究,法官觉得自己只是根据法条裁判,办公室里的人动动手指,一个集中营的人就要去送死。只是照本宣科的官僚是否无辜?我觉得在影片里给予了多立场的充分探讨。

集权在某些社会效率里展现了高度的优越性,当真出现一个愿意承担所有历史评价的领袖的时候,是可以力排众议破除万难地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但出现一个无法面对历史评价的懦夫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层层皇帝的新衣。

不要觉得希特勒很勇敢,是否勇敢不是对敌人的手腕,而是你敢不敢直视真实的自己。可以说,越是对客观评价感到怯懦,越是会对异见人士使出残酷的手腕。

但我还是不想把这一切苛责到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上,因为这种懦弱是每个人的本性。我们本就应该用制度就去平衡。就像川普可以起诉《飞黄腾达》,但他没有权力阻止电影上映,或让导演人间蒸发。

我观察到大的组织会自发地形成官僚制,加上中国企业比较广泛的家长管理风格,那种氛围就是集权官僚制。在某些公司感受过那种群体性的指鹿为马,不过是更大层面上指鹿为马的一个翻版。如果对权力不加思考,不做设计,集权官僚制几乎是一个组织必然的发展。所以华盛顿是伟大的——能够意识到人的不可信任,能够走下来,还能够支持立法把它作为任何人不可打破的原则保留下来。

如果做事不对结果加以个人评判,只考虑是否在程序上尽责,这就是官僚化。我在自己的公司里也偶尔会看到这样现象,有时候是无能为力又不寒而栗的:不是针对官僚化,官僚制在我看来是中性的,甚至是科学的。关键问题是哪种权力结构下的官僚制。如果是集权官僚制,哪怕只是一个无能的好人做上位者,杀伤力都是无穷的。我也在一些结构中处于这样的位置,当你在金字塔顶层时,很难去顾虑到所有人,所以我隐隐觉得目前公司的组织架构将在我无法得知基层如何工作时产生问题。我还没有做好权力结构的设计,对自己所在位置可能会带给他人的伤害感到害怕。

可以说,疫情期间,在观察极端情况下此种权力结构所导致的恶果时,我感受到了向外和向内的双重恐惧。

我在学习开车时细想了下为什么行人闯灯横穿马路违反了交规,但撞到了他也需要机动车司机承担责任:机动车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有高度谨慎义务。

因为权力是不对等的,你在车里动动脚,别人可能送命进去。这里的判罚不是谁对谁不对的问题,而是对结果谁的承担能力更弱的问题。当我们变成权力上位者时,一定要谨记「高度谨慎义务」。这里,我和很多过去以为自己很冤枉的事产生了和解:我就是没有尽到高度谨慎义务。

的确是疫情让我想了这老多,直到现在我还有应激创伤,看到那时的画面,就会字面意义上的心脏抽搐。如果没有疫情,那些指鹿为马于我而言就只是个闭上眼睛不看就好的小小烦恼。

当然人生有尽头,很多事没发生对于个人来说的确可以当成不存在。

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鸵鸟行为。人生最好的一面就是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内尽可能的体验无穷的变化。无论好的坏的,能够尽可能的推演才不枉一生。很多事在概率上一旦把时间拉长都是注定的。

我们需要知道这些死后未来的存在,就像我们知道生前历史的存在一样。

(这里想起滨口龙介的《邪恶并不存在》,虽然表达的是相反的结构:事实发生不等于意图存在。但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

当然发生在此生和发生在遥远的未来最有区别的地方是它如何作用于我们的现实,规划此生的行动。费曼得知原子弹真的爆破后,认为核战争在未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对生活与建设都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与幻灭感。他觉得任何工程建设的长远意义都会在未来可能的核浩劫中付之东流,也因此失去了研究和创造的动力。后来花了好一番力气才重拾「探索」这件事本身在审美与智识上的单纯乐趣。我在一些事件之后产生了同样的幻灭感,今年也花了好长的时间去重新寻找做公司的意义。最后我发现,我还是真心地喜欢商业这件事,剥离存在的意义,单纯当做智力游戏也是不错的。(举费曼的例子有点僭越了,盲目自大一下)

在经历了一切都可以暴力归零的疫情后,直面那种极端情况下的残酷,我反而明确了我的兴趣:

我喜欢研究抽象和宏观的社会原理,喜欢思考清楚一个原理后,再还原到现实层看他到底是不是在这样运作。

我容易被具体的爱与美打动,我需要保全我的私人生活。

如果我能通过创造一个具体的事物来反映抽象的结构,那就太好了。

例如,将我对经济结构的理解,体现在我的商业规划上;

例如,将我对社会机制的理解,体现在我的文艺批评和创作上。

后者还远未开始,但我希望自己之后可以有机会投身其中。当然,就我年少学画的经历来说,我远不是这一行的天才。

其实这篇文章超过我愿意公开发表的文章安全线了。但考虑到我最近写的很多议题,包括所有制和长期资产,包括自我审查带来的创作桎梏。如果这篇我都最终作罢留在我的手机草稿笔记里,那别的想深刻探讨的话题更无法说了。

所以我决定还是先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