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污秽(以及与其相关的污染、垃圾、疾病等话语)的历史和社会建构异常复杂,在南方语境下,常常与殖民主义、种族、宗教、性别、道德和城市化等议题密切相关。罗莎琳德·弗雷德里克斯的Garbage Citizenship一书就提供了这样一种视角,挖掘了通常情况下“被隐匿起来的”垃圾及其背后复杂的社会政治。通过书写和追溯“垃圾”生产和治理的过程,“寻常之物” (ordinary things) 的社会生命史得以展演,作者借此帮助我们理解“垃圾”何以成为社会动员的转化性力量。
“垃圾的政治”不仅是南方城市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文学思想与艺术表达中不断再现的符号。程莹与樊雪媛的《“肮脏与危险”:理解西非小说中的污秽意象》一文也提供了一种如何通过“污秽”解读南方国家和城市社会秩序的线索。

导读书目/ Fredericks, R. (2018). Garbarge citizenship: Vital infrastructures of labor in Dakar, Senegal. Duke University Press.

导读 / 卢思薇 北京大学法语系

“政治就是垃圾。”经历完2007年总统大选的达喀尔居民这样评论。但在罗莎琳德·弗雷德里克斯 (Rosalind Fredericks) 的专著《垃圾与公民权:达喀尔劳工与生命基础设施 》 (Garbarge Citizenship : Vital Infrastructures of Labor in Dakar, Senegal,2018,以下简称《垃圾与公民权》 ) 中,这句话倒转过来同样成立——“垃圾就是政治”。《垃圾与公民权》追踪了过去三十年发生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由垃圾治理问题产生的政治动荡。围绕“垃圾”这一实在之物,作者呈现了新自由主义冲击下,劳动力如何成为残破的基础设施中的关键要素,居民又如何借助基础设施实现动员与反抗。

在全球公共卫生话语中,全球南方城市常被视作卫生设施的洼地和全球卫生事件的发源地。公共卫生讨论之外,被随意弃置的垃圾、横流的污水也泛滥于大众媒体,成为媒体视域下南方城市的“标签式”景观。从诸如“全球最肮脏的城市盘点”的三流小报标题,到BBC等专业媒体镜头下失灵的卫生基础设施,再到影片《上帝之城》、《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中的贫民窟场景,全球南方城市总与垃圾意象相联,与贫困、危险捆绑。

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中解释,污秽乃物失其所,人们将其视作肮脏与危险的象征并进行贬低。“污秽”并非本质性、先验性的存在,而是基于秩序之下的识别和区隔。识别“污秽”实质是权力关系的运行,道格拉斯指引我们看向“污秽”概念背后的文化观念、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与南方城市绑定的“垃圾”意象并不总是关乎“价值中立”的卫生科学,其背后隐藏的是“西方现代性”秩序对南方他者化的构建。它既维持殖民帝国合法性的话语遗产,亦在当下掩盖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不平等。而弗雷德里克斯的《垃圾与公民权》,将我们带到西非海岸的垃圾处理场景,揭示了“垃圾/废弃物”作为一种日常物复杂的社会生命与历史。

“垃圾的政治”:主要内容梳理

2007年,在经历一场争议极大的总统选举后,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市政清洁系统陷入全面瘫痪。垃圾处理工人全面罢工,城市边缘的居民纷纷将家庭中的垃圾倾倒在城市的公共空间,阻塞了进入市中心的主干线。这场“垃圾起义”使得达喀尔这座被誉为最具民主活力的非洲城市,霎时掩埋于肮脏的废弃品之中,并致使城市多项功能瘫痪。

2007年5月,达喀尔居民带头发起的“垃圾起义”遗迹;墙上文字为2007年2月的总统竞选信息

(来源:原文P3 FIGURE1.2)

时钟回拨20年,达喀尔同样经历了与垃圾密切联系的事件,但事情走向却全然相反:在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计划影响下,塞内加尔陷入严重危机,不平等现象加剧、正规就业崩溃、失业率飙升。随着国家撤出公共市政领域,垃圾处理服务削减,废弃物推积如山。

目睹国家公共服务的瘫痪,一场社会运动在达喀尔的城市街头酝酿。1988-1989年,塞内加尔青年走上街头,拿起扫帚、水桶清理城市的垃圾。垃圾清扫工作被参与运动的青年与城市居民视作一种手段,用以申张对城市的公民权利,并将社区的发展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这场运动的口号Set/Setal(沃洛夫语中意为“保持清洁/制造清洁(Be Clean/Make Clean)”),既表示城市青年以肉身维系着失灵的垃圾处理设施,保持城市清洁,又意味着青年人希望打扫政治领域的污秽与腐败。Set/Setal运动被认作为非洲青年政治意识觉醒的关键时刻,并成为塞内加尔甚至非洲民主政治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戏谑的是,参与2007年“垃圾起义”的成员,不少正是20年前推动Set/Setal运动的传奇青年(如领导工人罢工的工会主席Madany Sy)。

1989年,参与Set/Setal运动的青年正在绘制宣传墙绘(来源:原文P3 FIGURE1.2)

同样是城市居民,同样是走上街头的社会运动,同样围绕“垃圾”这一关键词,从“清洁城市”到“弄脏城市”,它折射出20年间塞内加尔的社会变迁。在《垃圾与公民权》一书中,弗雷德里克斯围绕着“垃圾”和“垃圾处理设施”,探讨基础设施与国家政治、城市治理与个体生存之间的复杂关系,向我们呈现基础设施蕴含的相互交织的物质、社会和情感元素。该书副标题Vital Instruments中的Vital,应取“生命的”、“活力的”之意。作者希望以此向我们展示劳动力如何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成为基础设施系统中“活的”组成部分,劳动力作为“活的”社会存在如何与“非人”的基础设施互动,人又将如何把基础设施这一物质用于塑造身份认同、实施政治动员。

本书主体论述共四章,依照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时间顺序展开,由宏观的国家体制逐渐走入社区治理,再到微观的个体反抗。作者格外着墨于个体层面,细致考察了社会活动和抗争中,性别结构的作用以及个体情感的安置,并格外提出宗教在当中起到的作用。

第一章中,作者以政治经济视角阐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达喀尔废物收集系统形成的过程与背景:从民族国家独立时期,发展民族主义 (Developmental nationalism) 话语下对现代基础设施的承诺到技术官僚主义 (Technocracy) 下基础设施的私有化、碎片化。作者尤其指出“governing-through-disposability(弃置性治理)”的概念。这一概念原是法国殖民者在塞内加尔沿海城市的治理策略,殖民者通过有选择地放弃向某些地区和个体提供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造成此类人的污名,进而构建有利于自身的当地社会秩序并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一逻辑被延续至独立后的塞内加尔。弗雷德里克斯强调了垃圾处理如何成为国家、城市精英的一种纪律性权力。而随着心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市场当中力量增多,“达喀尔的垃圾景观成为多方竞争的中心地带”。

随后,作者转入具体变革时刻的讨论。第二章以1989年Set/Setal青年社会运动开篇,着墨于青年运动的后续转变:曾经走上街头的青年从“非正式的志愿者”成为“被收编的工会成员”。Set/Setal运动是以社区为基础的清洁运动,青年之所以能够被召集,既是源于他们对于清洁工作的认可,同时这种清扫社区的运动以高度“表演性”的场景向政府的宣誓着对社区的所有权和自己的公民身份。然而这场由青年活动家发起清扫活动终归是非正式化措施,国家最终将该运动收编,并转变为政府参与的废物处理系统。弗雷德里克斯追踪Set/Setal运动的出现和融入城市垃圾服务的过程,特别关注到妇女和青年的地位变化,并描述了在该计划的转变中,关于垃圾工作的道德情感和社会观念发生了何种演变。

第三章则关注新千年后,由国际NGO联合社区精英群体所领导的Yoff社区垃圾收集计划。弗雷德里克斯批判性质疑了项目的“社区赋权”话术。该项社区垃圾处理项目曾被媒体高调渲染为“公民赋权”的良方,但作者却以扎实的田野调查指出该计划加剧了当地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固化了社区精英的特权与对“外来”族群的排斥。本章尤其突出公共服务对于女性的剥削,该项目征召妇女参与公共事务,让她们无偿担任“市政管家”,收集、运输垃圾并收取垃圾处理费用。然而项目并未兑现其经济或政治赋权的承诺,反倒利用了妇女在家庭中的母职劳作,迫使妇女将家庭照料延伸至公共领域,加重了不平等性别结构下女性的负担。

第四章则围绕了达喀尔2007年由垃圾引发的社会运动,并聚焦于反抗的个体——工人和居民与他们的情感。垃圾处理工人宣称自己在垃圾处理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并拒绝被当作垃圾对待。他们发起了一场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罢工活动。罢工行动得到了居住在基础设施严重匮乏的边缘社群、经受社会污名的居民的响应,他们将垃圾危机与现实的政治生态联系,并自发与垃圾工人站在同一阵线——“Trash Strikes(垃圾工人罢工)”发展成为“Public Dumping(公共垃圾倾倒)”。本章,作者分析了支撑垃圾基础设施运行的情感及其可变性,并突破性地引入宗教的变量,将伊斯兰的宗教规范和公民身份的解释相联系。作者指出,工人们通过伊斯兰教中对于“清洁”重视,为自己从事垃圾工作正名,清洁城市被转译为“虔诚”的宗教表达。

“劳动作为基础设施”:从 Simone 到 Fredericks

近年来,基础设施成为炙手可热的探讨领域。从道路大坝到铁路,从水到石油都被纳入讨论 (Joyce & Mukerji, 2017) 。对基础设施的关注与新物质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后者强调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把物质看作与人类平行的主题,并关注人与非人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后者的重要理论来源是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无论人或非人都可以作为主动的参与者参与社会互动中。对基础设施的关注也延伸至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关注物质与物质关系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Buier, 2023) 。如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中承继了福柯“规训”的概念,将物质性设施的城市规划看作国家自我呈现和管理人民日常生活的必要手段。基础设施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公民政治参与的联系也在大量的学术专著中得到探讨。

这些讨论也表明,基础设施并非技术理性与中立。存在于社会中的基础设施参与塑造社会的运作模式。在批判城市地理学中,学者们论述城市中某些群体是如何被系统性排除在水、电和卫生设施之外 (McFarlane & Silver, 2017a) ,以及基础设施所代表的“凝固的社会利益” (Graham & Marvin, 2001) 。基础设施所提供的不均等服务,成为社会不平等和资本积累的载体。对于前殖民地,尤其是经历过八十年代结构调整计划的非洲城市,残破的基础设施既是殖民统治挥之不去的遗产,又与新自由主义下紧缩的公共服务相连,它意味着创造和再造拥挤的贫民窟,象征着正规经济的衰落与非正规市场的兴起,而城市也在不均衡的基础设施中变得分裂与破碎(Watson, 2017)。

罗莎琳德·弗雷德里克斯无疑承续了过往对于基础设施的关注。她分析了社区、州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国有资本、私有资本以及国际资本对于垃圾处理领域的争夺和所有权的变动,展现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垃圾处理行业形成的影响。基础设施既有其物质性,同时也是政府、精英以及被剥夺权利的公民争夺、协商的关键场所,是技术、社会与情感关系的流动和表达。

需注意的是,基础设施的运转需要人力的加入。人与基础设施的互补在南方城市尤其突出。正如柯林·麦克法兰 (Colin McFarlane) 在对开普敦卫生设施的研究中指出,此类基础设施通常需要大量非正规劳动力来维护和扩大,社会关系成为基础设施系统的一部分 (McFarlane & Silver, 2017a) 。达喀尔的垃圾处理系统也经历着类似的情况。随着发展民族主义大型工程的衰败,基础设施负担越来越多地被转移到人身上。妇女、活动者 (animateurs) 需要以身体参与到垃圾处理的工作,以修补垃圾车、处理厂设备的损坏,由此作者将劳工研究的视角带入基础设施的讨论。

2007年,Niari Tali的一名垃圾处理工人正在描述使用破旧设备时面临的困难

基础设施的运转和失灵与以肉身填补垃圾处理系统的工人们密切互动;设施系统的稳定与否也和劳动的实践、感受相互联系。因此,探究是什么让居民聚集在基础设施周边,是什么让他们做出让步、参与工作,以及这个工作所带有的意义都需要被关注。由此,作者讨论并借鉴了阿卜杜马利克·西蒙 (AbdouMaliq Simone) 所提出的“人作为基础设施” (People as infrastructure) 概念。

西蒙认为,在没有正式的物理基础设施的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支持和维持关系的方式,可以理解为一种基础设施。他从千禧年初的约翰内斯堡出发,描述城市边缘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如何在非正式和复杂的空间内实现交易与合作 (Simone, 2004) 。他指出城市中集体生活与非正式活动具有极大潜力,“集体的未来可以从集体本身中产生” (Simone, 2021) 。也有学者指出,这一概念与过去关于政治抵抗的想法有相似之处,强调发掘日常生活中的颠覆性力量 (Pleasants, 2002;Bayat, 2013) 。

罗莎琳德·弗雷德里克斯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有所超越,她将物质性基础设施与聚集在其周边的人相联系,探究在资金和支持不足的城市环境中“人们聚集在一起维持生活”的复杂社会变通办法 (McFarlane & Silver, 2017b) 。由于经济危机、公共服务运转失灵,达喀尔的基础设施呈现出明显的衰败 (failure) 景象,公民需以具身的劳动修补来物质系统,维持其运行。同时,这样的聚集和联系也推动了工会的形成以及链接社区其他成员。垃圾在城市当中的特殊性也奠定了政治实践的基础。

此外,作者还暗示达喀尔底层民众追求的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一种“异议和修复”的变革。纵使他们认识到自身受到资本和国家的压迫,但其目标不是实现新型的社会关系,而是修复生活中的裂痕、苦难,并试图用日常生活中可得的手段(如工作方式的调整)来获得需要与渴望之物。

当谈及城市基础设施,人们通常想到的是连接城市的道路桥梁、熙攘的机场、华丽的商场、规划齐整的住宅,它们勾勒出繁华的都市意象与壮观的现代性图景。然而,像是现代性的“伴生物”——“废弃物”同时出现。成吨的垃圾是每一座现代都市必须面对又必须隐藏的事物。对废物的管理和将其变为“公共秘密”, 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引擎。过程中对空间秩序的规划和个体身体的规训,也让它成为国家、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Hawkins, 2003) 。

然而支撑城市现代性的却是垃圾处理的基础设施以及处理废弃物的机构与人员。曾有学者指出,这是“政治现代性的外部构成” (Gidwani & Reddy, 2011) ,他们的存在使得城市的现代性成为可能,但他们又必须和废弃物一样,隐藏且不可见。这种近乎悖论的特性也使得从事这项工作的个体身份显得十分暧昧。

与垃圾(废弃物)相伴的是“清洁—污秽”的讨论,这一对概念隐含着社会区隔的含义。殖民时期,这对概念辅助构造了殖民地不均衡发展的城市空间,支撑着“隔离”的不平等话语与实践。该逻辑延续至后殖民时期的城市发展与治理,强化了“城—乡”、“中心—边缘”,以及族群之间的区隔和身份不平等。基础设施与充满权力关系和社会分化的社区形成了动态的链接。

此外,垃圾所带有的“污秽”也从情感上形成本质化话语,巩固、加深了污名化与身份区隔。在文化阐释的脉络中,道格拉斯在其著作《洁净与危险》中阐明围绕杂质的象征性关联如何维持社会结构。道格拉斯揭示了污垢和污染、危险的话语如何产生社会界限,并促使社会关系发生变化。而在职业和 “污名”的研究中,埃弗雷特·休斯 (Everett Hughes) 将此类工作的概念设想为涉及道德、社会或身体污染的劳动,肮脏的工作被定义为“可能被视为令人厌恶或有辱人格的任务、职业和角色”(2016)。

同理,垃圾治理实际上是权力分配的问题。垃圾被认为是潜在的无序与危险,达喀尔垃圾收集和处理区的不均衡分布使得那些不被认作是城市公共服务优先供给区域的空间变得愈发“肮脏”。在这一空间的居民以及垃圾工人既需要承受垃圾堆积所带来的恶劣卫生环境与疾病威胁,还需背负由污秽带来的道德污名化。

然而, 作者并未止步于对于废弃物“物质性与象征意义”的讨论,也反对简单对立的二元叙述叙事结构。纵使在殖民时期,殖民政府所施行的以“清洁”为由的社会工程也非单向控制。正如斯蒂芬妮·纽厄尔 (Stephanie Newell) 在论述20世纪初英国殖民官员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的市政卫生决策时指出,殖民官员一厢情愿的市政计划受到来自地方精英与非精英阶的挑战与反抗。英殖政府所期望的“卫生教育”也在当地居民创造性的阐释中失效和消解。“公共卫生本身就是一个动态政治空间,控制权是由多文化的行为者行使” (Newell, 2020 : 20) 。城市居民的日常实践挑战、抵制甚至可以绕过当权者关于城市布局与管理的社会工程。

位处热带高温地区的达喀尔,一旦垃圾处理系统失灵,腐烂的垃圾将变得可感、可知且危险。“将劳动和基础设施缝合在一起,会产生交叉的不稳定性,不仅会威胁到劳动者的身体,而且会威胁到整个基础设施的完整性” (Fredericks,2018:153) 。人与基础设施的密切联系,也为居民本身提供了抵抗的空间,正如2003年,垃圾处理工会的工人们高喊“拒绝成为垃圾”,并与政府展开长时段的抗争,2007年的劳工罢工、工会抗争、公众起义也印证“垃圾”赋予城市居民以挑战剥夺、排斥的行动空间。

罗莎琳德·弗雷德里克斯对垃圾的关注,是将它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物质关系的一部分,以探索垃圾处理工作中物质、空间和情感属性,以及它与劳动的交叉点。随着人进入垃圾处理系统,身体的感知、负担与精神都会影响着垃圾处理系统的稳定性。在垃圾基础设施的前置镜头下,作者在探究城市公民身份和权力表达的过程中,深入到个体的情感结构。

上文关于“垃圾”这一阐释性概念的讨论,论证了垃圾处理从业者既承担物质性“垃圾”带来的疾病风险、遭受不稳定经济来源的胁迫,又因“垃圾”的象征意义而遭受污名化和情感剥削。而在文章的推进中,作者向我们呈现“清扫垃圾”在社会动员方面所起的作用。

论述中,“宗教”被放置于重要位置。穆斯林宗教传统对“清洁”的虔诚和保证个体不被玷污的信仰结构,在Set/Setal运动和垃圾工人抗争中得到转化。“清洁”成为联结、维系垃圾工人团结的积极性话语和道德权威。同时,由于塞内加尔政治与苏菲教派等宗教组织的密切联系,它还作为向国家提出要求和与之协商的工具。

然而这种信仰、情感的链接并非是单一正向的助力。作者进一步分析当中的性别结构。妇女所长期占据的家庭清洁的职位以及母职带来的规训,使得清洁工作常被认为是家庭事务的延伸。因此,当妇女被征召入Yoff社区清洁运动时,她们被告知和教育为“家庭照料者”,并被希望能以“家庭主妇”的身份照料整个社区——为社区作垃圾处理,不过是把倾倒家内垃圾的工作扩大一些。由此,被征召的妇女从实质的劳动者的身份被转化为母职的履行,其与公共服务机构的雇佣关系被性别身份所遮蔽。性别化的机制贬损了妇女的劳动价值,使她们近乎无偿地履行劳作。微妙的是,这种性别化构建也挑战着从事该行业的男性。清洁工作被赋予的“女性化”色彩使从业男性的“男性气质”被挑战,从而促使他们进一步强调“清洁工作”的宗教含义为自己作正名。

2007年,Yoff社区的一幅宣传墙绘,用以引导妇女参与社区清洁运动

(来源:原文P105 FIGURE3.3)

当然,在塑造“垃圾工人”身份认同上,还有更多主体参与其中。作者在第二、三章中分别提及地方政府、当地精英阶层与国际NGO组织所组织垃圾清扫活动,垃圾处理从业者曾以“社区志愿者”、“工人”等多种身份出现,对其身份的“抑”或“扬”也发生过多次变动。由此,“垃圾工人”的身份和情感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由多元权力主体斗争、协商得出,其背后不止有社区居民的意愿,还有国家、政党、国际组织等多重身影。

总结

主流话语中,非洲常被冠以“失败国家”称号,而非洲城市则被视作功能失调、混乱衰退的象征。不可否认,达喀尔的垃圾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计划失败以及政治争斗、动荡所留下的“残骸”。而《垃圾与公民权:达喀尔劳工与生命基础设施》则向我们呈现危机背后,相互斗争的政治力量以及不平等空间的深化。它也向我们描述城市居民如何在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席卷之下,捍卫自身尊严并进行公民身份的谈判。

随着结构调整计划下私有化、市场化的浪潮,公共基础设施缺失,社会制度衰落。可与此同时,对公共空间的争夺和公民的表达不断涌现。被卷入其中的公民,尤其是女性与青年,遭受着剥夺和边缘化、污名化,但也在此过程中,一场又一场根植于日常公共空间的运动兴起,要求清算对劳工权益的无视和公共服务的不均与剥削。

作者结合了基础设施的物质性讨论和劳工研究的视角,来观察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城市公民问题。在对于公民与基础设施关系的讨论中,作者时刻保持着客观与理性。她没有陷入过度的乐观“乌托邦叙事”,也没有落入消极悲惨的宿命论认知。国家在公共领域的萎缩,公民纷纷动员以创造性的方式支撑业已破灭的发展民族主义承诺,并承受着极大的经济、身体及精神的负担与威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关系、劳动关系、性别关系的配置都在悄然发生变动。

延伸阅读(向下滑动阅读):

• Bayat, Asef. 2013. “Everyday Cosmopolitanism.” inLife as Politics: How Ordinary People Change the Middle East, Second Edition, pp.202-22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ier, Natalia. 2023. “The anthropology of infrastructure: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Focaal 95: 46-60. https://doi.org/10.3167/fcl.2022.012401
• Watson, Vanessa. 2017. “New African city plans: local urban form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 inequalities.” InMega-Urbaniza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Fast Cities and New Urban Utopias of the Postcolonial State, edited by A. Datta and A. Shaban, pp54-65. London: Routledge. Gidwani, Vinay, and Rajyashree N Reddy. 2011. “The Afterlives of “Waste”: Notes from India for a Minor History of Capitalist Surplus.” Antipod 43(5): 1625–1658. https://doi.org/10.1111/j.1467-8330.2011.00902.xGraham, Stephan, and Simon Marvin. 2001. Splintering Urbanism: Networked Infrastructures, Technological Mobilities and the Urban Con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Hawkins, Gay. 2003. “Down the drain: Shit and the politics of disturbance.” In Culture and Waste: 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Value, edited by G. Hawkins and S. Muecke, pp39-52.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Hughes, Everett. C. [1958] 2016. Men and Their Work. New Orleans: Quid PRO Books, LLC.Joyce, Patrick and Chandra Mukerji. 2017. “The state of things: state history and theory reconfigured.” Theory and Society, 46(1): 1–19. https://doi.org/10.1007/s11186-017-9282-6
• McFarlane, Colin and Jonathan Silver. 2017a. “Navigating the city: dialectics of everyday urbanism.”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42(3): 458–471. https://doi.org/10.1111/tran.12175
• McFarlane, Colin and Jonathan Silver. 2017b. “The Political City: ‘Seeing Sanitation’ and Making the Urban Political in Cape Town.” Antipode, 49(1): 125–148. https://doi.org/10.1111/anti.12264
• Newell, Stephanie. 2020. Histories of Dirt: Media and Urban Life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ago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Pleasants, Nigel. 2002. “Rich Egalitarianism, Ordinary Politics, and the Demands of Justice.” Inquiry: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Philosophy, 45(1): 97–117. https://doi.org/10.1080/002017402753556643
• Simone, AbdouMaliq. 2004. “People as Infrastructure: Intersecting Fragments in Johannesburg.” Public Culture, 16(3): 407–429. https://doi.org/10.1215/08992363-16-3-407
• Simone, AbdouMaliq. 2021. “Ritornello: ‘People as Infrastructure’.” Urban Geography, 42(9): 1341–1348. https://doi.org/10.1080/02723638.2021.1894397
• [英] 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黄剑波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
• [美] 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审校:程莹

排版:王胤懿

相关文章:

反馈/建议/投稿:urbansense.info@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