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塔·格雷尼：《生命科学史的物质转向》（2016）

生命科学史的物质转向
The Material Turn in the History of Life Science作者:安妮塔·格雷尼(Anita Guerrini,俄勒冈州立大学人文学院,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历史系)译者:陈荣钢

引用[MLA]:Guerrini. (2016). The Material Turn in the History of Life Science. Literature Compass, 13(7), 469–480.

在1737年,意大利自然哲学家弗朗西斯科·阿尔加罗提(Francesco Algarotti)写道:“让事物(things)的世纪在我们这里崛起。”如果说18世纪是事物的世纪,那么科学事物无疑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这些事物或是被制造出来,或是被发现,或是两者兼有——它们可以说话或保持沉默;它们或在世界各地“穿梭往来”,或固守本地;它们被热切地交换和收藏;它们在私人领域以及越来越多的公共领域展示。它们及其制造过程构成了对世界的实证知识基础。百科全书是18世纪的典型文体,它是一种“事物的清单”。艺术家们展现事物,这些展现本身也是事物。本文将通过21世纪初以来生命科学史的视角来审视18世纪的事物。

“事物”或“物体”(尤其是移动的物体)已经成为科学史的一部分,是早期现代科学史领域的一个热门词汇。一些学者在受偶然性影响的事物和抵抗偶然性、主要关注感知的物体之间进行了区分。例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厚重”(thick)的事物和“薄弱”(thin)的物体之间划了一条界线。但是,科学史学者通常并不做这些区分,而且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这些术语互换使用。

科学史的物质转向部分源于对旧式科学史(作为一种基于思想和文本的知识史)的不满,这种史学方法越来越不能解释一个日益脱离欧洲中心的早期现代史。在《早期现代事物》(Early Modern Things)一书的导言中,宝拉·芬德伦(Paula Findlen)断言:“物质文化史研究发展交错叙事的历史,是最具成效的领域之一,其中一些叙事是地方性的和比较性的叙事,另一些则是跨文化的、跨国的和全球性的叙事。”

这些物体并非静止不变。在过去的十年里,至少有十几场以“运动中的物体”为主题的会议、文章和论文集。三十年前,“运动中的物体”可能还指笛卡尔或牛顿物质理论中的抽象物体,但现在研究的物体已经变得很具体了。例如,《有形事物》(Tangible Things)这一精巧的著作研究了莎草纸、家具、织物、地球仪、植物、动物部位、科学仪器、书籍、照片和海报等诸多事物。物体的史学揭示了一种感知的历史——关于观察和触摸的历史,以及一种跨越时间、地点和文化的全球历史。

是什么使一个物体成为科学物体?它们与其他事物有何不同?在洛林·达斯顿(Lorraine Daston)编辑的2000年论文集《科学物体传记》(Biographies of Scientific Objects)的引言中,她将科学物体与日常物体区分开来。日常物体是“日常经验中的坚实、明显、轮廓分明、难以忽视的事物......它们很少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她补充道,“与日常物体相比,科学物体难以捉摸且来之不易。”她认为,在18世纪,“区分存在与制造之间的差异变成无法避免的事,成为一种形而上学公理。”

从那时起,“客观”(objective)一词指“意识之外”的事物,这些事物是“被赋予的”(given)而非“制造出来的”(made,或者是“虚构出来的”),换言之,“客观”指向“数据”。但我们并不清楚,在这个时期,被称为“事实”(facts)的东西是否如达斯顿所言,与事实性完全脱离。值得注意的是,她引用的例子来自自然学家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9-1832),他在复原化石动物的过程中使用了相当多的想象力。尽管如此,在以下概述中,科学物体与日常物体之间的区别仍然是一个有用的起点。

有很长一段时间,许多科学史学者认为,18世纪只是科学革命和19世纪之间的一个空白区域。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18世纪(特别是从17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已从科学史的边缘逐渐转向中心。

克拉克(Clark)、戈林斯基(Golinski)和沙夫勒(Schaffer)编著的《启蒙时代的欧洲科学》(The Sciences in Enlightened Europe),以及已故的罗伊·波特(Roy Porter)在剑桥科学史系列中编辑的卷册,都将18世纪重新纳入科学史学,并开始重新审视科学与启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1998年,雅克·罗杰(Jacques Roger)备受期待的传世巨著《法国18世纪思想中的生命科学》(Les sciences de la vie dans la pensée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译本问世,这表明生命科学和医学已站在重新评估18世纪科学的最前沿。

物体(无论是科学的还是其他的)已经成为这种重新评估的重要焦点。文化史的“物质转向”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出现了人类学家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编辑的《事物的社会生活》(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该卷中伊戈尔·科皮托夫(Igor Kopytoff)的文章《事物的文化传记:商品化作为过程》(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在科学史学者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到了2007年,肯·奥尔德(Ken Alder)在科学史杂志《Isis》的“焦点”专栏中,创造了“厚重物体”这个术语,用以“唤起人造物的两个相关方面”——事物的“大”以及人类劳动在事物的设计、制造和使用中的融合。这些事物既是人造物,也是事实。尽管“厚重物体”唤起了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著名的“厚重描述”,但奥尔德更多关注与比尔·布朗(Bill Brown)的“物体理论”不同,奥尔德关注“粗糙、顽固、不一致”的物体本身,试图打破科学与技术以及观念与物体之间仍在“分散”科学史学者注意力的二元对立。

奥尔德并没有采纳拉图尔的区分(后者同样出现在“焦点”专栏中),即物体与对象之间的区别。科学史学者并没有像一些文学理论家那样被吸引到“面向对象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他们也没有刻意采用人类学中的“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以及对多元现实(而非对普遍现实的多元解释)的承认。

在将注意力从事实转向人造物的过程中,科学史的物质转向确实如奥尔德所言,模糊了科学史、技术史以及艺术史之间的界限。这种对物体的强调与重新关注科学实践相辅相成。早期现代科学起源中文艺复兴时期工匠及其文化的作用,如帕梅拉·O·朗(Pamela O. Long)在《工匠/实践者与新科学的崛起》(Artisan/Practitioner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Sciences)和帕梅拉·H·史密斯(Pamela H. Smith)在《工匠之身》(The Body of the Artisan)中的研究,已经以多种方式扩展到18世纪的生命科学。

矛盾的是,自然物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是人造物。尤其在为了“保存”的目的时,生物本质上具有很强的易腐性。18世纪制作的自然物包括植物和动物的制品、骨骼及其他解剖制品,以及蜡制或其他物质制成的解剖模型。这些物体旨在将短暂而有生机的生命“锁住”并使其永久化。在这一时期,所有这些物体都达到了高度的工艺水平、科学逼真度和艺术表现力,自然物的表征也是如此。事实上,在这个时代(也许在任何时代),自然物从未摆脱人类干预的影响,无论是观察、描述、表征、复制、模仿、保存还是移动,更不用说将其纳入实验过程中。

有一类物体试图模仿生命以理解它。如果动物的身体是一台机器,那么它的运作能否被复制呢?尽管到了18世纪,笛卡尔的机械论已经受到了各种批判和修改——甚至拉·梅特利(La Mettrie)的“人机”也并非完全是一台机器,但越来越复杂的钟表机器人似乎排除了灵魂的必要性。正如特鲁伊特(E.R. Truitt)所言,中世纪就有了自动机器人。温迪·贝丝·海曼(Wendy Beth Hyma)编辑的论文集也揭示了文艺复兴时期“真实”与“虚构”自动机器人的广博范围。

但到了18世纪,人们制造了越来越多巧妙的装置。1733年出现了一只会划水的机械天鹅,很快之后就是雅克·沃康松(Jacques Vaucanson)的排便鸭(于1738年问世)。这样的自动机是模拟还是仅仅表征生命呢?沃康松的鸭子有消化的能力?这是一种复杂的幻觉,就像著名的纸牌和棋类自动机似乎能够“思考”。与此同时,特伦布雷(Tremblay)的“水螅”的自我再生特质似乎表明了一种超越机械原理的固有生命特质。另一种身体“机器”是苏格兰产科医生威廉·斯梅利(William Smellie)和法国人杜库德雷(Angélique du Coudray)为教育学生分娩知识而各自制造的、复杂的、真人大小的分娩女性身体模型。

另一种模仿表现为非机械化但极其逼真的人体解剖和个体身体部位蜡模。18世纪,蜡制模型达到了巅峰,制作这些物体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需要在多个领域具备专业知识。近年来,有几部作品研究了解剖学蜡模,这是18世纪科学领域中女性占据突出地位的、为数不多的领域之一,特别是在意大利。丽贝卡·梅斯巴格(Rebecca Messbarger)的《女解剖学家》(The Lady Anatomist )研究了最著名的博洛尼亚女解剖学家安娜·莫兰迪·曼佐利尼(Anna Morandi Manzolini,1714–1774)的生涯(图1,下图,是她做的男性蜡模)。在《易塑的解剖学:18世纪意大利的身体模型》(Malleable Anatomies: Modelling Bodies in 18th-century Italy)一书中,露西亚·达科姆(Lucia Dacome)更广泛地研究了解剖学蜡模以及它们在18世纪意大利社会和政治秩序中的地位。

这样的模型很有争议,尤其因为它们对生殖器的描摹。在《模型专家》(Model Experts)一书中,安娜·马尔克(Anna Maerker)比较了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间佛罗伦萨和维也纳对蜡制解剖模型的态度。维也纳的医生认为,佛罗伦萨的模型对他们自己的专业知识构成了威胁,而且对下层阶级观众来说并不合适。随后,马尔克进一步探讨了19世纪初期其他媒介中解剖学模型的专业知识作用,包括纸制解剖学模型,他将这些物体定义为“技术”,因为它们是“一系列人类活动的一部分”。

作为科学对象和实验对象,人体和动物都有优点和缺点。死去的人体仍然难以获得。尽管获取和解剖这些尸体是合法的,但这些活动仍然被认为有道德问题。动物更容易找到,解剖学家可以通过使用活体动物来避免腐烂过程。但它们可能不是人体功能的精确模型,对活体动物的解剖也并非没有道德上的反对。因此,许多博物学家、解剖学家(以及艺术家和工匠)制作了各种人体和动物身体部位的制品,以便将它们保存以供进一步研究、教学和展示。

解剖学家制作了各种保存在酒精或其他液体中的人体器官湿制品。解剖学家和艺术家都准备并使用人体骨骼,这些骨骼属于干制品类别。干制部位可以小到一个手指,也可以大到奥诺雷·弗拉戈纳尔(Honoré Fragonard)制作的奇特全身制品。保存方法通常包括注入蜡、水银或防腐剂,这些方法是严格保密的(图2,下图)。最著名和最神秘的方法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解剖学家弗雷德里克·鲁伊斯(Frederik Ruysch,1638–1731),他的湿制品和干制品因逼真的品质而闻名。解剖制品的用途在18世纪的漫长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但它们在解剖学教学中仍然具有核心作用。

博物学家通过这些和其他方式保存动物标本。玛丽·特拉尔(Mary Terrall)最近的关于法国博物学家列奥米尔(Réaumur)的书描述了他的多种保存方法:“干燥、防腐、填充和安装标本。”这些标本可以是本地或异国生物。对于更早的时期,艺术史学家克劳迪亚·斯万(Claudia Swan)详细介绍了早期现代荷兰天堂鸟这种典型异国动物标本的发展历程。由于鸟类的腿常常为了便于运输而被移除,欧洲的一些人认为它们总是在飞行。

有趣的是,现代考古学家现在正在挖掘人类(以及少数动物)遗骸,以研究早期现代的生与死。生物人类学家皮尔斯·米切尔(Piers Mitchell)最近编辑的一本书结合了考古证据、文本来源和博物馆标本,研究了解剖实践以及营养和疾病的证据。这些实践反过来又促成了历史学的“生物学转向”(biological turn),就如最近《美国历史评论》(AHR)名为“历史遇见生物学”的圆桌讨论所介绍的那样。

18世纪的博物学家和解剖学家在标本和制备方面竞争激烈。丹尼尔·马尔戈西(Dániel Margócsy)的《商业视野》(Commercial Visions)研究了商业和竞争在制作和推广自然标本中的作用。贝壳、昆虫和植物的精细插图既有助于分类学,也可以用作广告。弗里德里克·勒伊斯(Frederik Ruysch)很好地展示了专业知识、商业和知识之间的复杂互动。他栩栩如生的制品有助于支持他的图解、图集的逼真程度。反过来,这些图集又有助于宣传勒伊斯的收藏品,这些收藏品是用来出售的。安娜·麦克尔(Anna Maerker)的例子已经表明,在18世纪世纪晚期,科学专业知识的运用可以为专制国家的利益服务(即使在识别雌雄同体猴子这样晦涩的案例中)。

图集是一种虚拟展示形式,与实际展示并存。奇观陈列柜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在18世纪开始从私人收藏过渡到公共博物馆,以汉斯·斯隆(Hans Sloane,1660-1753)庞大的收藏为代表。他去世后,这些收藏成为大英博物馆(以及大英图书馆)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克里斯托弗·波米安(Krzysztof Pomian)、安托万·施纳珀(Antoine Schnapper)和约瑟夫·奥尔米(Giuseppe Olmi)等人的经典著作确立了收藏作为早期现代自然学家的核心活动,并断言自然学家、艺术家和收藏家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目录和图像在记录和宣传收藏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勒伊斯一样,物体与其插图之间(主要是书籍中的插图)的关系可能很复杂。我们不应高估这个时期插图书籍的重要性。物体本身也被收集和交换,为拥有者积累声誉,同时也代表了收藏家/作者的品味和博学。

除了书籍外,陈列柜中还可能包括各种天然物,从头骨到贝壳到昆虫,以及保存的植物标本。在16世纪的发现时代,植物的经济价值要高得多,而且更容易运输。到了18世纪,像斯隆这样的收藏家积累了大量干燥植物的标本,而私人和公共植物园则参与了全球植物交易。

与实际标本同样重要的是植物插图。植物学的插图书籍远比解剖学的多(图3,下图)。丹妮拉·布莱希玛(Daniela Bleichmar)的《看得见的帝国》(Visible Empire)详细介绍了探险、插图和殖民主义在西班牙晚期帝国之间的关系,强调了自然历史中视觉的重要性,同时再次使早期现代图像与物体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卡皮·拉杰(Kapil Raj)记录了印度公司法国职员的职业生涯,后者编写了一部庞大的印度植物学插图著作,但未能获得赞助或对他的工作给予认可。植物学也是女性特别关注的领域。17世纪末自然学家兼艺术家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的职业生涯一直是近年来许多研究的主题,尤其是由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撰写的《边缘女性》一书(图4,下下图)。

自然物交易涉及收藏家、代理人、掮客、赞助人和经销商等网络,这些网络可从前言、题献、订阅名单、通信和帐簿中发现蛛丝马迹。这些来源还揭示了收集自然物的社会范围之广泛,以及物品本身的广泛范围——活的和死的,动物和植物。

正如路易丝·罗宾斯(Louise Robbins)所示,18世纪巴黎的异国鸟类贸易繁荣,而在英国,里奇蒙公爵(Duke of Richmond)和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在这一时期分别拥有大型私人动物园(图5)。伟大的博物分类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在18世纪30年代开始在荷兰商人乔治·克利福德(George Clifford)的植物园担任馆长(Koerner)。英国自然学家兼插画家乔治·爱德华兹(George Edwards,1694-1773)依赖广泛的供应商和赞助人,制作了他的四卷《鸟类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Birds,1743-1751)和三卷《自然史拾遗》(Gleanings of Natural History,1758-1764)(图6)。

收藏奇异鸟类的人是否有意识地收集科学物品?《掮客的世界》(The Brokered World)一书中描述的中间人或经纪人是否纯粹对知识的传播感兴趣?许多作者认为,收藏网络成员的动机复杂且多变,他们关注的对象也是如此。许多人继续遵循奇观柜的旧模式,这些物体不仅因其内在价值而被收集,还因为它们所带来的声望和文化资本。早期的大英博物馆以斯隆的收藏为基础,此外还有物质医学、古物和其他“自然和人工的稀有物品”。但奇观柜偏爱罕见和不寻常的东西,斯隆则追求藏品的全面性。

公共博物馆的发展从私人奇观柜中发展而来,也导致了自然和人工的新定义,并将它们分成了独立的收藏品——这在19世纪初就开始了。独立的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始于1808年,尽管它半个多世纪后才拥有自己的一幢建筑。约翰·亨特(John Hunter)庞大的解剖学收藏品被英国政府购买,并存放在伦敦皇家外科医学院(RCS)。但在18世纪,自然和人工之间的边界仍然不稳定。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无论什么类型的物体都不是稳定的实体,特别是科学物体需要专业知识来使用、解释和分类。生物或曾经生存过的事物,以及试图表征它们的方式,都是非常动态和短暂的。

这个时期自然事物的表现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在本文的结论中我只能简要涉及几点。达斯顿和加里森(Peter Galison)在2007年的《客观性》(Objectivity)一书基本上以插图的地图集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关于科学表征性质的强有力论点。他们将18世纪的表征描述为所谓的“真实自然”。与17世纪强调异常和差异的重点不同,他们声称18世纪的表征旨在展示一种普遍的规律性,也就是“理型”(ideal)和“特征”(characteristic)成为了规范。达斯顿和加里森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于视觉和科学史上视觉文化角色的认识。此外,卡琳·伯克维茨(Carin Berkowitz)根据她对18世纪解剖学作品的研究,提出了对“真实自然”假说的批评。

在解剖学和自然历史中,视觉和触觉也是特别关注的领域,研究者将物体的历史联系到更广泛的感觉和情感历史中。20年前,丽萨·罗伯茨(Lissa Roberts)在她的文章《感性化学家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Sensuous Chemist)中提出了科学感性史的概念。杰西卡·里斯金(Jessica Riskin)在她的著作《感性时代的科学》(Science in the Age of Sensibility)中探讨了法国科学、感性和启蒙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领域还有很多待发掘的地方。

科学物体的历史是早期现代科学史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18世纪被重新发现,并成为从早期现代科学到现代科学的桥梁。这一时期的生命科学经历多年的忽视之后,在过去二十年中获得了重要的历史学研究地位。在这个领域,对物体的关注尤其富有成果,并在科学、技术和艺术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开辟了新的探索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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